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做“三体”中的智子
刘慈欣在《三体》中称，中最厉害的武器是规律。要提供公品，应当规律。然而，性创新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一个“三体”中的智子，对性创新予以全面观测，拥抱变化，包容创新，给未来以耐心，切忌削足适履，以老办法来监管新业态。
价值判断或者伦理选择，是规则设计首先面对的问题。例如，在设计自动驾驶系统时，如果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发生碰撞，系统应选择车上的人还是人？如果由汽车厂商来选择，考虑到销，一定倾向于车上的人。但正确的价值判断却是应当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更多的人。因而，为了避免厂商主导的系统带来的风险外溢，应当介入这一本属市场领域的规则。
金融固有的风险外溢特征，使其在全球均受到了严格的监管，“稳健乃至于保守”甚至成为监管圭臬被代代沿袭。然而，近年来，互联网的横空出世，以天马行空、的泛在特征，极大地挑战着金融监管秩序。
互联网与金融，这两类本质上存在内在抵牾的事物，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法律应当做出哪些调适？说得具体一些，构建于工业社会的金融体系，应当如何适应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的金融发展需求？
互联网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很简单，就是资金的融通，即动员社会富余资金，给到存在有效需求的人，目的是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资金盈余方要把资金交给资金短缺方，必须存在某种信任。因而，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成为了金融监管的核心命题。
传统金融解决信任问题的方式是个别审查与信用。在间接金融体系中，资金盈余方将资金交给银行，由银行对借款人资信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放贷。在直接融资体系中，发起人的筹资计划在获得券商、评估机构以及律师等中介机构的信用背书后，才能公开发行。尽管如此，市场失灵与监管失败，在传统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着。
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与普通金融的本质差别是什么？法律对传统金融业态的规制所要的法益价值，在互联网金融中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如果将互联网金融理解为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线上提供，那就大谬不然了。传统金融监管要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信任度低下所带来的问题。只有以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方式，提供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才能称为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形式，通过将网络安全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及移动安全等）的有机结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中的用户、设备、移动应用以及用户行为等进行可信度判断，从而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有效信息，构建了一种全方位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与服务信任基础体系。
在英文世界中，与我国互联网金融相对应的单词为“Fintech”，是“financial technology”的简称，可以称为“金融科技”，这种业态会随着技术迭代而不断更新发展。简言之，互联网金融更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科技金融。
互联网金融必须具备运用大数据、在线提供、小额多笔等特征，与传统金融形成互补关系，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独特价值：
其一，提升了“金融可获得性”，普惠金融因而成为可能。在传统金融形态下，基于的选择，所有金融机构都“嫌贫爱富”，你越有钱，你得到的金融服务就越好；你越穷，越需要钱，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的可能性越低……而且，传统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大数据支撑，小额借款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审查成本太高，往往倾向于放贷，“金融的可获得性”因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大数据驱动的互联网金融，却能够迅速完成审查，精准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例如，阿里的小贷公司，走的是“310”线分钟填写申请单，后台数据库花1分钟完成审查，0人工干预。
其二，增强了金融，提升了用户体验。无论是小额众筹、第三方支付还是余额理财，都因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强化了用户的参与感，提升了用户体验。举例来说，现在无论是微信的理财通还是余额宝，都已经成为百姓的日常。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作为一项重大创新，解决了陌生人之间因互不信任而无法缔结交易的问题，大幅提升了支付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正是在强大的第三方支付功能的支撑下，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
然而，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出了诸多问题，甚至偏离了原本的价值定位。例如，许多P2P平台偏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本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在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期限拆分、大量线下营销等种种乱象。甚至部分机构甚至通过假标、资金池和高收益等手段，进行自融、庞氏，碰触非法集资底线，甚至出现金融诈骗等违法犯为。
接下来是一轮又一轮的整顿。在劣币驱除良币的压力之下，互联网金融面临着发展困境。要破解这一难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守土有责，监管不得失位。刘慈欣在《三体》中称，中最厉害的武器是规律。被期待着提供公品的，应当规律。然而，性创新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一个“三体”中的智子，对性创新予以全面的观测，拥抱变化，包容错误，切忌削足适履，不能简单地套用老办法来监管。然而，包容创新并非意味着监管无所作为，更不应当认为，谁弄出来的问题，由谁来解决。仍应承担底线监管职责，在市场试错之后的适当时机推出监管规则。
其二，对金融形态进行穿透式认定，避免鱼目混珠。从全国各地发布文件看，一些地区将网络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通过网络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业态，即为互联网金融，此为望文生义的理解习惯造成的。网络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在业界均是约定俗成的概念，两者大异其趣。上海市《关于促进本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互联网金融的界定是合适的，即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及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信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结算等金融相关服务的金融业态，是现有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通俗地说，互联网金融必须符合“小额涉众、运用金融科技、线上进行”等基本特征。那种在、高铁车身做广告，或请名人站台等种种方式宣传，线上线下销售有毒有害金融产品的，绝对不是互联网金融，而法集资的种种变种。
其三，针对新型金融业态，赋予地方一定的规则制定权及监管事权。例如，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数据是以电子的形式被记录和保存的，电子的收集、保全、审查、出示等对传统取证制度提出了挑战，电子很容易被伪造、。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文件，但在实践中，市场准入、交易主体身份认证、顾客信息、确认电子交易合同的真实性、市场监管等方面还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和约束。在这些方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互联网金融相对活跃的区域先行先试，适时再上升为国家统一规范。
另外，除了互联网金融之外，随着信息技术运用范围的不断拓展，商品与服务的提供与支付场景深度融合的情形越来越普遍。例如，共享单车，在提供自行车服务的同时，收取了大量的押金。为了避免单车企业倒闭而押金无法退还，押金的监管成为重中之重。
再比如，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发行的美容美发卡、餐饮卡等，在不掌握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商家可以无地发卡，导致其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大大超过了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能力，消费者获得服务和偿付的能级越来越低，风险越来愈高，甚至是商家一圈钱就变脸，说是打折，结果发卡完毕就提高价格，发卡商家随意撤并网点，不按约定和承诺提供服务，超偿付能力不断发卡，无理由拒不接受退卡，甚至关门跑，群访事件频发……预付卡市场失灵与监管失败并存的主因是信息失真。没有人知道商家到底发了多少卡，圈了多少钱……商家在“别人的钱不用白不用”、“少圈钱即吃大亏”的心理下，竞相发卡，市场形成“竞相赶底”、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和部门，对经营者的资金设置托管、强制等多种监管措施，而不宜一概以“金融属于国家事权”为由，地方这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