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运营商能是公益性国企吗？
一些人认为中国三大运营商作为国有企业，具有私企所没有的公益属性，会主动地在不经济的地方投资、建造与运营移动通信网络。
应当承认，作为公用产品提供者，无论是已经成为历史、电信业国有垄断经营年代的PTT(国家邮政电报电话运营体)，还是近些年、新加坡等国的国家宽带公司(NBN Co)，都多多少少地具有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但这绝非意味着这些实体的非盈利性。
在法律与监管、经济与证券市场等领域，通常将电信业与供电、天然气、自来水等行业一同划归为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y)。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在同一座城市或者某个城市的同一个区域，后三者一般为独家垄断经营状态，不存在替代竞争。
而电信业则不同，就垄断属性最高的本地市话、移动电话及宽带接入等三项业务来看，都是存在市场竞争的，或者虽然市场竞争没有实际存在，但竞争至少是技术可行的，只不过由于缺乏经济性或监管障碍而没有出现而已，再有这三者之间本身还存在着较高的异质竞争。
近些年运营商已经成为315晚会的常客，严重消费者基本权益的案例时常见诸于报端和网络，这其实是为运营商的逐利性和非公益性提供了注脚式的解释。
关于公益型国企的争论，源自2011年12月10日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邵宁先生在 “2011中国企业年会”上的发言，他当时表示：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国企将朝着“公益型国企”的方向，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的利益。
尽管从理论上看，100%国有资本的PTT(国家邮政电报电话运营体)应当拥有比私有企业更高的水准和公益色彩，但“普遍服务”这一概念及其初始制度构想和安排，却是由100%私有公司提出和创立的：二十世纪初，美国AT&T总裁西奥多威尔(Theodore Vail)正式公开了尚处于固定电话业发展初期的普遍服务设想。
谈到运营商公益性话题时，有一个议题也有必要提及，就是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的应急通信和运营商通信保障问题。中美两个大国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
实际上，与普遍服务制度一样，大灾时的应急通信与通信保障，关键在于制度本身的完善性与完备性，把希望寄托在“流淌着血液”国企的自觉自愿上，可能会在某时或在某地有效，但很难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有同样效果，
近日，和黄斥资102.5亿英镑收购英国移动营运商O2(从PTT分拆而来，从出身看，相当于中国的中国移动)、并入和黄的“3英国”。老超人李嘉诚也演绎了一把“有钱就这么任性”的强者范儿：在市场上，打不败竞争对手、追不上它，就把它买下。完成收购后市场份额将由第四跃升至第一位。
在中国，作为市场份额绝对领先者，中国移动肯定不会成为“独来独往、不合群的小牛”。由原北方网通合并而来的北联通、合并了原南方网通的“南联通”，因为市场份额、坐拥具有比较优势的WCDMA网络、组织繁复、人员庞杂等情况，也注定了会将“独来独往小牛”视为小角色而不屑一顾，最后犹存的可能性与期许就是中国电信了，尤其是作为纯粹市场新兴运营商的“北电信”。尽管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资费比那两家要便宜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其市场竞争模式完全不同于美国的T-Mobile和欧洲的和记3G。
2015年3月，《财经》一篇文章谈到：“在整个移动市场上，中国电信的劣势更加明显。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2014年1月－10月，中国电信移户市场份额为12.8%，这一数据远低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63.9%和23.3%，亦低于电信内部划定的15%的安全底线。”在用钱买下竞争者之前，和记3G的市场份额处于上升通道，而T-Mobile近些年更是美国营销与价格竞争方面的“式创新”的引领者，按目前发展趋势，其后付费用户将很快会超过孙旗下软银控股的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
由此可看，在中国基础电信市场以符合国际标准的形式真正之前，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电信监管制度体系完整建立之前，对包括移户在内电信用户的权益的将始终在上，而监管者只能扮演运营商化妆师的角色，而无法胜任美容师的职责。
哈耶克曾苦口婆心地警戒：“通往之，常由善意铺设”。公益型国企，或者说，国有运营商的公益性，也许，只有眼含泪、心流血地逃出来的虚拟运营商们才因切身经历而最具评论资格，也只有它们以及抱怨资费畸高的普通消费者、具有公益诉讼性质向运营商讨要说法、索赔一分钱的“秋菊们”，再加上因拨打了半个小时运营商客服电话依然未能接入人工服务而行将崩溃的手机用户，才最迫切地想摘掉电信央企罩着的面纱，与一同欣赏欣赏传说中颜值爆表的国有运营商“芳容”，看看究竟是挺高的，还是挺搞的！（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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