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督查过程：追问让当地官员脸红2015年2月17日星期二
中央督查组在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召开事项的案情会商会，为了解释清楚规划变更问题，城厢区工作人员准备了展板现场解说。南都记者 程姝雯 摄
南都讯 记者商西 程姝雯 昨日，国家局官网集中“晒”出中央督查组对40件事项的督查情况。今年1月5至15日，国家局会同国土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组成该督查组，兵分5，赴福建、安徽、湖南、陕西、重庆实地督查涉农。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督查首次邀请记者全程参加。
中央督查组由哪些部门组成？哪些人员参与？中央督查组与地方部门如何配合？在地方督查有哪些流程？南都记者了中央督查组赴福建的督查，将以福建的督查为例，揭秘中央督查的全过程。
A、选择该省份督查并不意味其工作不到位
中央将加大督查力度、创新督查形式，今年或首次派出4个批次
“这次督查，就是带着问题来的”。
1月5日，刚下飞机，中央督查组一行9人就直奔福建省局。中央督查组组长、国家局办信二司副司长孙宽平首先给福建省局打了一剂预防针。
在地方眼里，中央督查组此行有点“来者不善”：为什么督查福建？为什么带记者来？
孙宽平一一解释：督查福建，是在前4轮督查基础上，根据地域分布等作出的安排，督查事项经国家局党组研究决定，督查并不意味地方工作不到位，随着工作，今后公开将成为常态，参加也是常态。
此次督查的40件事项覆盖5个省份，均涉“三农”突出问题。从内容看，其中31件关于土地征收和流转，6件关于矿产开采，3件关于村务管理。
福建省督查的8个件中都涉及土地征收，其中至少有两个在拆迁过程中曾引发冲突。
督查前的准备会上，国家局副局长李皋向督查组交底：当前事项构成中，三农问题占比较大，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矛盾较多、较集中，容易引发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不少还涉及政策问题，要高度重视农民，不断跟进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去年11月，中央督查组赴辽宁、浙江、广东、四川实地督查20个涉农事项，两次督查仅隔两个月，这样的频率此前鲜有。随着诉访分离、依法逐级走访、网上等工作推进，中央加大了督查的力度和频次。
李皋指出，实行逐级走访后，如果基层不受理不解决，中央又不督查，将会非常；而实行事项满意度评价后，如果满意和不满意没有区别，评价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必须通过督查等辅助手段，将压力传导到基层，加大问题解决和化解的力度。
尽管督查可以通过电话、发函、会商、约谈等方式进行，但实地督查最接近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以前，对同一事项重复督查、同一地点密集督查时有发生，2013年7月1日起国家局实施督查新规，将散落各业务司室的督查权上收，统一由督查室统筹协调。
2013年督查以来，国家局已进行4次集中统一的实地督查，这是第5次，中央督查组在地方现身的频率明显增加。南都记者了解到，今后督查频率还将从一年一次、一年两次一年多次，今年或将派出4批中央督查组，此外可能尝试新的督查形式，对同一地区、同一典型问题专门进行督查，使督查更深入，更有针对性。
B、中央督查组如何组成？
这次是督查以来派出的最大规模督查组，每组人数是以前的两倍
本次督查是督查以来，中央派出的最大规模督查组，每组9人，加上记者，总人数达10 - 11人，而此前每个督查组一般由4-5人组成。
国家局综合指导司、办信司、来访接访司、督查室等相关司室司级干部担任各组组长。同时抽调各业务司室担任组内联络员，部分来自国土部、农业部、民政部以及其他部门在国家局挂职的中青年干部。
面对中央来的督查组，地方从省市到乡镇，都十分重视。福建局局长林凤祥向督查组汇报情况时特别提到，福建省省长和分管工作的副专门批示，要求“组织好、配合好”中央督查组的工作。
福建省局督查室主任杨本南向南都记者提到，去年12月29日听说中央督查组要来，省局第二天就召集各地局长开会，把8个被选中督查的件过了一遍，甚至元旦假期都在做准备。
一到福建，中央督查组就转身成为“央地联合督查组”，福建省局、国土厅等相关干部也加合督查。
“督查并不是我们督，地方干”，孙宽平强调，中央督查组和地方要明确责任，因此首先要和省一级达成共识，明确省市县各级领导责任，将责任部门推到解决问题第一线。
国家局督查室督查三处处长指出，中央督查组不是“钦差大臣”，而是更像“第三方”的角色，梳理事项办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和，督促地方整改落实。
C、中央督查组在地方如何督查？
面见人成为督查“动作”，即使声称有也要前往
1月6日，中央督查组兵分两，第一组在福州，由督查组组长孙宽平带队，第二组转战漳州、莆田、泉州，由林凤祥亲自带队，分别督查4个事项。
“这个人在拆迁现场扔了两颗自制的手榴弹，一颗哑了，一颗爆了”，在福建莆田，当地官员用眼神追问督查组：你们真要去见？
“那也得见”，督查组回答干脆。临行前，组长特别两名组员护送好记者，大家暗自捏了一把汗。事后得知，弄错人了，有惊无险。
这是南都记者亲历的一次面见人的经历。听取汇报、查阅材料、察看现场、面见人等是实地督查的“动作”。
每天上午9点，督查组准时从驻地出发，直扎事项所在市县，和当地会商并当场质询，下午则直奔人所在村庄，实地查看被征用的土地、面临拆迁的房屋等，和人见面，有时还会约村民集体座谈。
做完这些动作，往往天色渐暗。督查组再次与当地和相关部门会商，反馈督查情况，提出意见。不管多晚，当天晚上督查组都要开一次内部碰头会。
督查后3天，督查组开始整理资料、内部推敲，就每个事项形成三份，完整版包括人情况、督查核实情况、督查组反馈意见、当地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完成网上公开稿和向领导汇报稿。
“长期以来工作都是关门做，只做不说，要转变这个思想，没有什么是不能公开的”，李皋认为，督查公开能起到“一箭三雕”作用：促进地方解决问题，引导群众，同时提高工作的透明度、规范性和时效性。
督查组的现场追问让当地官员脸红了
“这个群众是谁造成的？”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当地官员你一言我一句已过世的人时，中央督查组一句提问让现场瞬间安静。在漳州平和县，督查组一针见血点问题，在座县委县长脸红出汗；在福州闽侯县，督查组寥寥数语，令身为退休教师的人动容……
中央督查组此行在地方眼中，有点“来者不善”。一到地方，督查组立马增加省市局、国土厅人手，变身“央地联合督查组”。外部监督与监督拧在一起，是合力还是斥力，既地方诚意，也中央魄力。
南都记者昨日了解到，中央督查组抵闽督查至今1个月内，8件事项中已有4件基本化解，有两件因办理不规范，经责任倒查，多名领导干部受到、通报等问责处分。
现一场
“要红脸出汗才能有效果”
中央督查组负责人解释，能否争取到当地局“支持配合”，是督查是否能见效的关键
抵达福建第二天，中央督查组第二小组便直奔县城，就漳州市平和县一个问题件了解办理情况。
吸引中央督查组来到平和县的是平和县小溪镇的李某。去年4月，他与村里的同乡给国家局写信，反映2003年平和县规划工业集中区时征用村里土地时签订的补偿协议是“租用土地”而非“征用”，并存在补偿不合理、补偿款没有足额发放等问题，要求租期已满归还土地。
当天，市委委、副县长、市县局长等十几人坐了一屋。落座后镇党委江益全照着材料开始汇报，福建省联席办主任、省局局长林凤祥很快打断：“2003年开始200亩，2005年到2012年国土部门都有陆续批准，批的都是这200亩？”得到肯定答复后，林凤祥追问，“你们是先后申请批地？”
江益全顿了一下，勉强承认“这是我们的瑕疵”。
“《土地管理法》1999年1月1日起执行，明确不允许先征后批。”中央督查组、 国家局督察处三处处长语气严肃。林凤祥也继续追问：事项办理上，职能部门有没有问题？
江益全涨红了脸承认：款发放的确不及时，拖欠了一段时间。
正当平和县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被“挤”检讨办信中存在的问题时，前去与人见面的督查组带回新问题：此前村民从未见到任何公告、协议，一直以为是“租地”，直到才听说是“”。现在人要求与其他农户一样享受安置待遇，而不仅是补偿。
这些情况不仅超出了县里掌握的信息，甚至一部分与刚刚介绍的情况相悖。会场安静了几秒，都埋着头、沉着脸，没有人应答，也没有人。
就势以的口吻，从多个角度提出解决方法。林凤祥直接把中央督查组的“”转为“要求”，并亮明态度：时在座很多人不在县乡工作，但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要反思有没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有，该纠正的纠正、该问责的问责。县里10多位领导干部不住点头记录。
事后，中央督查组一位感慨：能否争取到省局“支持配合”，是督查是否能见效的关键。
“与基层部门见面点问题，就是要红脸出汗才能传导压力，达到效果。”对于督查组的严厉问责，督查组组长孙宽平解释，而争取到省局的配合、不包庇地方问题，才能防止地方“在中央督查组面前拍胸脯、督查组走了拍”。
现二场
“感情到位，原则也要到位”
当人提出过高、想通过非正常进京地方时，要明确不支持的态度
去年1月，福州市闽侯县72岁退休教师林某在网上投诉镇强征土地，用推土机铲除承包地上的果木、蔬菜，并附上多张村民被打伤流血的照片。地方在汇报中指出，林某在公布后抢种龙眼树，不仅一亩地种了500株，还要求每株赔偿1000元，过高。
中央督查组提出要见林某，地方显得有点“为难”。一位负责人坦言：如果工作没做好，自然不希望被中央领导发现；即便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也担心人见了“中央领导”陡然自抬身价，后续工作更难。“之前有位人谈了好久才息访，但省领导接访见了面，他竟然当场，坐地起价，谈好补偿5万却要价10万元，理由是‘省领导都重视了’。”
对此孙宽平也有反思，认为见人时，感情要到位、原则也要到位，尤其当人提出过高、想通过非正常进京地方时，就要明确不支持的态度，打消人念头。
同林某见面，孙宽平先打感情牌。
“老人家，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孙宽平指着网上投诉中所附的照片，走到林某跟前俯身询问：“一般情况下一亩地种多少棵龙眼树？”“你认为一亩地赔偿多少比较合理？”“你儿媳妇为什么没找镇里就去了，你觉得她做错了吗？”
林某有些不乐意：“强征很大，不然不会去。”
孙宽平指着现场村镇干部说：“以前工作比较粗糙、存在问题，让他们给赔个不是，我们一起给你赔个不是。”看着老人表情有些松动，孙宽平提议村里给老人过生日。镇党委书将老人的生日记脱口而出。
“可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却记得你的生日，他把你老人家放在心上。”听完孙宽平的这番话，绷着脸的林某也微微动容。
孙宽平抓住时机，同林某说道理：补偿标准不能突破政策，生活困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帮助，“你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村里影响大，带个好头，怎么样？”林某点点头：“行。”
南都记者了解到，督查后，与人见面已被列为动作。孙宽平告诉南都记者，这不仅能进一步核实事项，提出解决方案，还能缓和人与地方部门的“对立感”，为化解矛盾创造条件，找到突破口。
现三场
“这不是给地方找茬子”
随行和问题公开让一些省份疑虑，甚至有情绪，国家局表示今后公开将成为常态
与中央督查组不留情面“点问题”相比，随行和问题公开成为此次督查中的最题。
事实上，早在中央督查组出发前一周，便有省份向国家局表达疑虑和情绪：为什么督查还要带来？是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在平和县的督查现场，县里一位负责人谈到问题解决时，面露难色坦言“我们最为难的问题是，公开后很有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和攀比”，并同中央督查组商量：督查结果能不能不通过公开？
“在公开面前，涉事地方领导和部门肯定有压力，我们很理解。”解释说，此次督查的案例是“问题导向性”选择，到哪里督查并不代表对这个地方工作的否定，而根据工作需求和安排，公开必然成为未来的常态。
还特别说明：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解决也不是一时的事，督查并不要求“限时解决问题”，各地善后解决方案一定要依法依规，不能突破政策底线，否则公开后也会引起其他被群众的反弹。
南都记者了解到，在中央督查组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国家局副局长李皋曾专门就公开的问题释疑。他说，公开最大不同在于，以前工作做得粗和细群众不知道、上级领导也不知道，全看事项经办人的责任心。现在带着“阳光”去督查，过程中向公开、过程后向社会公开，为督查工作和事项的解决都增加了难度。
“公开不是给地方找茬子。”李皋强调，“处理得好会公开、群众没道理也公开。如果每个案件都处理好了，既传达了地方的正能量，对群众过高也是更有力的。”而面对中央督查组的找问题和点问题，多位乡镇和区县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担心：会不会要求“限期”、“限时”解决问题？一旦加了“级”，地方在压力下，不得不突破政策底线解决问题。
直到1月15日“收官”返京，中央督查组也流露出担心：地方会不会为了完成任务而突破政策底线解决问题？孙宽平坦言：实地督查虽然完成，但工作只完成了一半，能否将中央督查组的落实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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